如果告诉你，一个韩国数学老师的年收入是韩国国宝级球星孙兴慜的三倍，你会作何感想？
这不是天方夜谭。韩国最大补习机构MegaStudy的数学讲师玄佑镇，业界估算其年收入高达200至300亿韩元——折合成人民币大约在8500万到1.3亿元之间。2017年他本人就曾公开透露，仅一年缴纳的税金就有120亿韩元。他曾一次性掏出250亿韩元现金，买下首尔清潭洞的顶级豪宅。
区区一个补课老师，凭什么赚这么多？
玄佑镇是谁
玄佑镇，韩国补习界公认的“数学之神”，也是韩国最具代表性的“一塔讲师”——这个词专门用来形容站在金字塔尖的顶级补习老师。
他的履历本身就是传奇：斯坦福大学数学系毕业，而且只用了三年时间就完成了全部学业。2010年，他进入首尔大峙洞——韩国最著名的补习一条街，开始了教培生涯。短短几年内，他从一名普通讲师迅速崛起，成为MegaStudy平台的数学头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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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韩国考生和家长的口中，玄佑镇的名字几乎就是“高考数学高分”的代名词。他标志性的教材系列《神经元》每年销量超过100万册，是每个韩国理科考生的标配教辅。家长们甚至形成了一种心照不宣的逻辑：考试大纲看不懂，难题套路猜不透，那就相信玄佑镇吧。如果孩子把《神经元》学完了还是考砸，至少说明家长已经尽了力。
这种近乎宗教般的信任，把一个普通的补课老师推上了神坛。他被媒体称为“教育界的防弹少年团”，所到之处，家长和学生的追捧程度不亚于当红偶像。
但神坛之下，阴影也在蔓延。2025年12月，玄佑镇与另一位明星讲师赵正植一同被首尔中央地方检察厅起诉，罪名是违反《禁止不正当请托与收受财物法》。检方调查显示，他在五年间向在职教师支付了约48.6亿韩元，换取学校考试题和高考模拟题等内部信息。一道题的价格高达20万韩元，相当于人民币一千多元。
消息一出，韩国社会哗然。但震惊归震惊，很少有人真正感到意外——因为所有人都知道，在这个每年规模超过230亿美元的私人教育市场里，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。
钱从哪里来
玄佑镇的收入结构，是韩国教培产业造富逻辑的缩影。
第一块是网课授课收入。韩国的在线教育平台高度成熟，MegaStudy、Etoos、Daesung等几大平台垄断了市场。顶级讲师与平台签约，课程按次或按套餐售卖，收入按比例分成。玄佑镇作为数学科目的头牌，线上学生数量常年位居第一，单这一项收入就极为可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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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块是签约费。头部讲师是平台的核心资产，为了抢人，平台会开出天价签约费。行业内公开的行情是，一线讲师每年的签约费在10亿到15亿韩元之间，而玄佑镇作为业界的“一塔”，数字只会更高。
第三块，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一块，是教材销售收入。玄佑镇的《神经元》系列每年销量百万册起步，加上配套的练习册、真题解析等衍生产品，形成了一条完整的教材产品线。在韩国，买名师教材和报名师课程是绑定消费，教材收入往往能占到明星讲师总收入的三分之一甚至更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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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块是线下特别讲座、集训营等增值服务。每逢高考冲刺期，名师的线下特训班一票难求，票价动辄几十万韩元。此外还有企业演讲、电视节目出场费等周边收入。
把这些加在一起，就构成了一个普通人难以想象的数字。但更关键的问题是：为什么一个老师能值这么多钱？
答案在于，韩国的教培行业早就不是“卖知识”的生意了，而是“卖确定性”的生意。在一个高考结果几乎决定人生路径的社会里，家长愿意为“更高的录取概率”支付任何价格。玄佑镇卖的不是数学课，而是一种对“你的孩子能考上SKY（首尔大学、高丽大学、延世大学，韩国最顶尖的三所大学）”的狂热信仰。
对于这种刚需产品，利润没有上限。
中国同行和他相比，根本不是一个物种
要是拿玄佑镇和中国的教培老师做对比，你会发现二者几乎活在两个世界。
中国的教培行业在2021年“双减”之后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化。学科类培训机构大面积关停，头部企业要么转型要么退场，曾经的明星教师纷纷转行。选择留守的机构和老师大都转入地下，变成一对一私教、上门家教、AI课程等分散形态。中国不再有公开的、全民级的“教培明星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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韩国走的是完全相反的路。韩国政府不是没试过限制补习——上世纪80年代全斗焕政府就曾全面禁止课外补习，结果催生出了更隐蔽、更昂贵的“秘密家教”市场，最终政策不了了之。之后的历届政府也出台过各种限制措施，比如晚上十点后禁止补习班开课，但效果有限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。
结果就是，韩国的教培产业在几十年间野蛮生长，彻底产业化、明星化、资本化。
最核心的差异在于讲师的地位。中国的教培老师，哪怕是头部机构的名师，本质上还是机构的雇员，个人品牌依附于机构品牌。而韩国的“一塔讲师”是真正的超级个体，是平台争抢的稀缺资源。他们有自己的经纪团队、内容制作团队、教材出版体系，个人IP的价值远大于所在机构。玄佑镇甚至有以他自己名字命名的公司，本质上是一个以他个人为核心的教育品牌。
第二个差异是付费意愿的烈度。中国家长在教育上的投入固然不低，但韩国家庭的私人教育支出占到可支配收入的14%到20%，是所有OECD国家中最高的。普通家庭一年补课费能占家庭年收入的三四成，条件好的家庭更是没有上限。在最卷的首尔江南区，为了能让孩子上最好的补习班，举家搬到“教育特区”的家庭比比皆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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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个差异是社会认可度。在中国，教培老师的社会地位相对普通，甚至在双减之后多少有些边缘化。但在韩国，顶级补习讲师是真正的社会名流，上综艺节目、接受专访、住顶级豪宅，享受的是明星级别的待遇和尊重。年轻的学霸们把“成为一塔讲师”当作理想职业——赚钱多、名气大、社会地位高，比进三星、现代等财阀集团当高薪白领诱人多了。
这不是两个行业的差异，这是两种社会底层价值观的分野。
补课老师被捧成偶像，是教育的悲歌
玄佑镇的神话，以及围绕他的狂热，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变态心理的集中爆发。
韩国社会有一个词叫“教育热”，专门用来形容这种全民性的教育执念。它的根源很深：儒家传统里“学而优则仕”的观念、战后快速上升期“教育改变命运”的集体记忆、财阀垄断下阶层流动渠道收窄的焦虑……层层叠加，最终把高考变成了一场全民战争。
在这套逻辑里，分数不是分数，是阶层通行证；补习班不是补习班，是人生起跑线；老师也不是老师，是掌握通关密码的“大祭司”。
于是就出现了极其扭曲的景观：家长把名师当神一样供奉，学生把讲师的话当作金科玉律，整个社会对“一塔讲师”的追捧程度远超对科学家、艺术家、学者的尊重。一个数学老师年收入超过顶级明星和企业家，没有人觉得哪里不对——他值这个价，因为他能帮我孩子上名校。
但这种价值观的问题在于，它把教育彻底工具化、异化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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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本该是培养人的，是让人获得知识、发展思维、认识世界的过程。但在韩国式的狂热里，教育只剩下一个功能：筛选。所有的学习都是为了在考试中击败别人，所有的投入都是为了获得更高的排名。老师的价值不再取决于他教得好不好、有没有启发学生思考，而取决于他能不能押中题、能不能让学生多考几分。
玄佑镇试题交易丑闻就是这条逻辑链的必然终点。当分数成为唯一的衡量标准，当“提分”成为老师的核心价值，那么获取内部试题、钻考试规则的空子，就成了“提升竞争力”的合理手段。不是某一个人变坏了，是整个系统在鼓励这件事。
更可怕的是，这种狂热正在向下蔓延。今天的韩国，补习早就不是高三学生的专利，从幼儿园、小学开始就是标配。孩子五六岁就被塞进各种补习班，每天学习十几个小时，打“学习兴奋剂”针提神，教室窗户封死躲避监管——这些听起来像是魔幻现实主义的情节，都是真实发生的事情。
一个社会把所有的希望和焦虑都压在几张试卷上，把所有的资源和崇拜都倾注在几个教培明星身上，这不是重视教育，而是教育的悲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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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语
玄佑镇的故事不是一个人的传奇，也不是简单的“好老师赚得多”的励志叙事。它是一面镜子，照出了一个被极端竞争扭曲的教育体系，以及一套把分数凌驾于一切之上的价值观。
中国在双减之后，教培行业经历了剧烈的收缩和转型。很多人讨论双减的得失，却并没有想清楚一个根本问题：我们到底希望教育成为什么？是让人成为更好的人，还是让人在一场零和博弈里赢过别人？
韩国给出了后一种选择的答案。答案是：年入数百亿的教培之王。而在他的光芒背后，是一代又一代在考试里耗尽青春的年轻人。
这不是成功，而是整个社会共同付出的昂贵代价。我们必须引以为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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